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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40秒，识别故障、作出迫降决策、寻找迫降场、按低机头、操纵飞机避开障碍物，控制飞机以可控的姿态场外迫降，机长和副驾驶获得的由俄罗斯总统普京颁发的“俄罗斯英雄”的称号。
无论业内业外都对这次紧急迫降的机组表示认可。
对于业外来说，因为挽救了全飞机旅客的生命，飞机没有起火，没有造成任何进一步的伤亡，是英雄的机组。
对于业内来说，考虑飞机低高度，没有直接对应手册和程序可以参考，机组的决策依据完全依靠的自己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经验，挽救了整架飞机的旅客和机组，也获得业内人士高度的肯定和赞扬。
那么“英雄”机组如何在短时间完成迫降，他是依靠什么？又是怎么进行做出决策的呢？靠QAR吗？
航行决策
航行决策（ADM，Aeronautical decision-making）是风险管理的基石。航行决策提供了一个利用已知流程和使用公认途径的结构化框架，它可以独立或集中地对暴露危险源起到积极作用。这并不能如愿以偿地减少风险本身，但它可以帮助飞行员识别需要注意的危险源。
航行决策分为两种：分析型决策和自动决策
以上图片来源于《风险管理手册》
对于分析型决策，需要耗费时间长，无法对类似这次起飞后紧急迫降进行决策，对于没有时间进行决策的，飞行员会采取自动决策。
所谓的自动决策就是以结果为导向的，为了执行这个结果而进行行动。
自动决策
在紧急情况下，飞行员如果每一个决策都严格地执行分析模型他可能没办法幸存下来；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一步一步执行每一步过程。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人们如何做出决定的研究表明，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行家们面临着不确定性的任务时，首先会评估这种情况是否熟悉。他们不是比较不同方法的利弊，而是快速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或几个可能的行动方案会有何效果。行家们会使用第一反应的可行选择。虽然这可能不是所有可能选择中最好的，但它通常会产生非常好的结果。
术语“自然决策”和“自动决策”被用于描述这种类型的决策。这些过程是由自动/自然决策领域中著名的研究心理学家Gary Kleinn先生率先开创的。他发现实验室决策模型无法描述不确定性和快速动态条件下的决策。
以上图片和内容来源于《风险管理手册》
为什么说QAR罚不出“英雄”？
在很多以QAR处罚为导向的公司里，飞行员不是以怎么安全解决问题为导向，而是以怎么样避免遭受QAR处罚为导向，这个是使用QAR重罚之下人类自我风险规避的必然的结果。就像最近的燃油紧急事件，非常完美的飞行，没有任何QAR超限事件，却差点燃油耗尽。
而对于这次“英雄”的场外迫降来说，因为生产厂家和适航当局都认为是极小概率事件，所以没有手册程序上明确的支持程序和指导方法；现有机型也没有这个训练要求和操作经验。对于这种场外紧急迫降，只有在小飞机训练的时候才做过训练。没有使用该机型训练过、手册没有直接参考，没有程序，没有QAR标准，对于很多飞行员来说，可能会一下懵掉。
那么“英雄”靠的是什么？
“英雄”靠的是“三基”
民航局提出的“基层、基础、基本功”，也正是造就英雄的“法宝”。
很多使用QAR重罚飞行员的公司飞行员已经忘了什么是飞行安全的基石。他们可以遗忘了基础知识、生疏了基本功，不熟悉民航规章、没看过训练手册，甚至什么是合适的安全决策依据和策略都可以统统不懂，但是对于哪些是QAR三级事件标准却能滚瓜烂熟。
只有当飞行员抛弃对被QAR事件处罚的恐惧之后，才能回归到正确的决策流程上。依照航校学习的基础理论去做出正确的决策，在这个比较罕见的故障中，挽救整个飞机的人的生命。而不是做出生命让位于QAR事件的决策。
参考实例：副驾驶被要求滚出驾驶舱
仔细阅读以下小飞机的基础飞行的知识和理论，也许对会对你的飞行有所帮助，而其中的心理因素分析尤其值得大家学习一下：
以上图片和内容来自《机长之路~从零开始学飞行》
飞行圈周健机长认为：
1、程序化训练导致类似工业化教育的弊端，能适应正常情况的工作，缺乏应对极端环境的能力。
2、对所飞机型性能不了解，造成的判断力不足，过渡依赖自动化造成的操纵能力下降，使得应对不能自如。
3、组织的安全文化和管理手段使得飞行员思维创新被阻碍，心理负担被加重，导致业务问题从文化途径找出路。不能心无旁骛地去面对飞行安全和技术。
4、岗位再培训手段缺失造成一线飞行员知识更新慢或停滞，对于新知识新方法的了解和经验的积累得不到组织壁垒外的强有力的支持。
对于“俄罗斯英雄”，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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